谷牧：艰难突破昧障的开放功臣

邓小平曾经说：抓中国的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邓小平话中提到的这个抓细节和具体问题的“明白人”就是谷牧。正是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扮演着多个角色谷牧，勾勒出特区政策的轮廓

1978年，国门打开之时，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的开放，谷牧是中央的决策者，也是一线的指挥员。就是这样一位生于儒乡，深谙儒学，极具中庸之气的老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带领创伤后的中国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而自此，“特区”“开放”与谷牧的名字也就永久地联系在一起了。

1976年，“四人帮”被擒。谷牧一高兴喝了将近一瓶的茅台，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

1978年初，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负责对外开放工作。5月，从来没有出过国的谷牧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指示说，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多月的考察马不停蹄，紧紧张张。第一次出国的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感。“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谷牧感叹：“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

“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考虑到欧洲一些国家对我比较友好，生意可做得更大一些。”

……

报告的内容就像谷牧本人，质朴而中肯，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在文革结束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以及出于强烈的责任心，给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建议。

而这些想法和建议后来大多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凝聚到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表态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决心不要怕欠账。

不久，谷牧接到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先生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搁置时间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长期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张口。

谷牧的老母亲很不解：“你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老母亲知道1941年谷牧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

1914年出生，在山东荣成宁津东墩村农民家庭的谷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拿起枪杆子参加了抗日斗争，并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亲历了西安事变。

那次访日，谷牧促成了中日第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年利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说。

“虽然现在看来说不上是突破，但是在当时迈出了中国使用外国贷款的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调子下，中国迈出的一步，谷牧是具体的操作者。”

比使用外国政府贷款起步时间还早一点，谷牧就着手做了吸引境外客商直接投资的准备工作。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施行，外国客商、海外侨商、港澳台同胞在中国大陆投资举办企业从此开始。

原蛇口工业区副党委书记彭顺生，也就此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一件当年引进外资的往事。

“1983年，日本的三洋公司在蛇口办厂，按照当时的规定，三洋生产的电视机只能卖给广东省的商业厅，然后由商业厅到国内市场进行销售，但是三洋一直要求自己直接销售。”为此，1986年，彭顺生在中南海参加谷牧主持召开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会议时，向谷牧汇报此事，“他一听特别不高兴，说我们卡住了人家。”

“开完会总结的时候，他没太批评我们，又说刚刚批评我的话有些重了。他是个很和善，做事特别实事求是的人。”彭顺生说。

对于当年吸引外资的最初形势，谷牧自己回忆说：刚开始全国总共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

如果从现在一年批准几万个项目来看，当年的数量似乎太少得可怜了，但它却是以后星火燎原的第一步。

特区的艰难推进

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最早萌芽于1978年。年初，谷牧在准备西欧考察之前，委托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成经济考察团到港澳调研，考察团的报告吸收了广东省委的建议，提出借鉴港澳经验，建设宝安县(深圳特区前身)和珠海县的大胆构想。

这份报告获得中央的肯定，与中央后来决定创办深圳特区有直接的渊源。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既定，如何具体实施，从哪里起步，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问题。1978年10月，袁庚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上任伊始，他就作出不同寻常的举动，抢先一步，建议策划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经李先念批示，2月初，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开会，决定给予大力支持。同意批给袁庚深圳东南部的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主管部门原则同意先划出300亩，让驻港企业进行开发、建设、经营，并给与地方纳税方面的“特殊政策”，享受“特殊待遇”。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于1979年1月下达文件，成立深圳市，并提出“三个建成”的奋斗目标。而这只是深圳在大办特区之前的一个过渡性方略。

在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中，蛇口先行一步，其“蛇口模式”的诸多创举屡屡获得中央的高度评价。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深圳与蛇口在创建之初就发生了很多管理上的矛盾。

“袁庚和梁湘(原深圳市委书记)都坐不到一起，说着说着就吵起来。”彭顺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中央最早希望招商局在蛇口先杀出一条路，深圳却想堵死蛇口，当时往蛇口拉一条水管都很难。但是谷牧对深圳市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要给蛇口一定的自主权，当时如果不是谷牧，谁也管不了这个事。”

彭顺生就是袁庚从清华大学招去蛇口的第一批干部中的一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很多人劝他不要过去。那个时候的蛇口和深圳，是大片的荒山野地，荒凉的海滩上没有人烟，“大部分都是水塘，后来水塘被我们填平了。根本见不到人，只能偶尔看到几个来考察学习的人。”

在当年深圳和蛇口之争中，谷牧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他提出，蛇口是试点，可以先行一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半独立性。蛇口是深圳特区的一部分，要维护深圳特区对外的统一性。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可行性已形成共识。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

1979年5月，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东、福建调查。20多天的调研结束后，谷牧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按照这个思路，他帮助两省起草了向中央请示的政策性报告。回京后，向邓小平面报划出办区的四块地方。邓小平很赞成，谈及如何命名时，他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

随后，1979年7月15日中央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那份报告：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自主权。

“特区有更多的自主权，没有谷牧的支持根本不可能。那个时候在深圳打电话要排队，装个长途电话都要中央领导来协调，”原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王今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有什么困难他就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回中央报告完再来解决。他是当时中央和特区的桥梁。”

在很多人为兴建特区而欣喜的时候，谷牧意识到，举办特区涉及面广，政治性强，党内外不少领导和群众不理解甚至反对，国外投资者也有种种疑虑。因此，光靠有方针政策还不够，必须得提请最高权力机关立法。1979年底，他就着手组织起草法律性文件，先后13次易其稿。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个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随即批准上述四个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

至此，经济特区从创意、构想，到党的决定、政府法规，最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变成了俨然在望的现实。

阵痛中全面开放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国内市场商品匮乏的时候，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等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商品，而当时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又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跟不上，久已存在的走私贩私活动更加泛滥。

王今贵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最严重的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成了走私贩私的大据点，私活蜂拥而进，私贩络绎于途。

1982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广东首当其冲。国务院各部委在其他不少的文件上，也都加上了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彭顺生对记者说，当时确有一场有关“租界”的风波。当时有人把特区比作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谷牧后来回忆说：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批转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时，曾经与一位大理论权威面对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这位大理论家说转发对外开放报告可以，但要附一个材料“上海租界的由来”。最终这个报告没有批转出去。

同年4月，某报又刊登《痛哉！〈租地章程〉》为题的文章。文章表面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实际上是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而谷牧也被称为是“李鸿章”，“洋务运动卷土重来”等说法接踵而至。

谷牧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压力也很大，本该进入草木芳菲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有点风雨萧瑟的味道。

在继续推进特区发展过程中，谷牧与两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

在当时改革一线的人们看来，谷牧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因为他熟稔中国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邓颖超就曾经点将他做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因为邓颖超深知，在那个特殊时期，谷牧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重重困难中维护和推动经济运行，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他身上有最好的体现。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真的是非他莫属。”前年，谷牧从病重监护到宽松看护的时候，她曾经去医院看过他，“他是个非常开朗的人，虽然病重，也保持着特别开朗的状态。”

但是，对于80年代谷牧和叶帅曾经谈及的经济对外开放方面的事，凌孜保留着模糊的记忆，只记得：“那个时候，谷牧经常到家里和父亲聊天，一聊就说很久。”

1983年4月，谷牧视察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后，去看望叶帅，叶帅说：如果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是侦察兵，要杀出一条血路。计划经济搞不通，也许你搞特区能给中国找到出路。

“当时我们不走这个路子，也很难说我们会走出一条什么别的路子来。”彭顺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建筑工程招标承包制、劳动用工实行合同制、使用干部采取聘用制、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等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都是从特区生根发芽，走向全国的。“当时不迈出这一步，体制还是会束缚在那个结上，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同时，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办这件事没有经验，能不能办得成，没有哪个人敢说有把握。谷牧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特区办主任，地位再低一点可能就做不成这个事了。”

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分别为两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试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至1988年，谷牧像当年在前线创办其他四个特区一样，主持筹办了海南建省和建经济特区，并且探索到了除特区之外的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些新的开放模式。

从1979年到1988年，谷牧穷十年之功，扮演多个角色，为中国经济由故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在谷牧老人离去之时，中国已经越来越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国际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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